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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一名叫张维平的人贩子被警察抓获,在审讯中,他交代称自己通过一个名叫“梅姨”的人“出手”被拐来的孩子,梅姨负责联络买家,并从中抽成。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公布了梅姨的画像并对其进行通缉,称其涉嫌拐卖9名儿童,其中8人被拐卖到紫金,向社会征集梅姨的线索,但是至今仍无梅姨的下落。
按照现有的信息来看,梅姨拐卖儿童已经十数年,在这十几年里,她是如何逃过警方的视线,从事拐卖儿童的“生意”的?随着调查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了梅姨在乡间乔装隐藏的线索。
2019年,涉嫌拐卖儿童的主犯——梅姨的画像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这张画像是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绘制的,一度被网友认为是梅姨的样子。
但很快,有网友发现,这张画像与2017年广东警方通报的画像大相径庭,随后,广东公安通报称,这幅画像并非官方绘制,并表示最初指认梅姨的张维平认为新画像与梅姨的相似度不足50%。
警方口中的张维平,正是在2016年被警方抓获的“人贩子”,根据他交代,他所拐来的孩子都是通过梅姨寻找下家出手的,他在法庭上曾坚称自己所交代的关于梅姨的线索是真实的。
根据张维平所言,他在找到适合下手的男童之后,会先联系梅姨寻找买家,确定有人“买孩子”之后,他才会拐走或抱走孩子,并尽快送到梅姨手上,通过这样的方法,他们联手拐卖了9名男童。
张维平称,每一次交易买家会支付1.2万元左右的“抚养费”,而他则会分给梅姨1000元左右的“介绍费”,而且有时候梅姨还会主动联系,问他“有没有小孩”。
根据张维平交代,他在2003年刑满释放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梅姨,那时梅姨接近50岁,身高大约在一米五几,短发,会讲白话。
张维平通过与梅姨的几次会面以及梅姨与人打电话时所透露的线索分析,梅姨的老家应该是韶关市新丰县,而她当年则居住在何屋村,但时过境迁,大家已经无法在那里找到梅姨的相关线索。
无奈之下,2017年6月,广州警方公布了一张梅姨的模拟画像,向社会征集线索。相关信息显示,梅姨现年约65岁,身高1.5米,真实姓名不详,会粤语和客家话。
不过,如同前文所言,广东警方的画像并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反而是2019年的“非官方”画像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场寻找“梅姨”的行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而也许最受震撼的还是广东省紫金县水墩镇黄砂村的村民们,相关调查显示,梅姨曾在此处住过一段时间,并且还在村中有着一个“同居男友”。
2019年,曾在水墩镇上开“摩的”的彭镇槐看到了梅姨的画像,虽然这幅画像与她所知道的梅姨并不完全一样,但他说“眼睛和鼻孔”很像多年前在客运站见到的常客。
多年前,水墩镇客运站每天有十几趟班车,彭镇槐通常会在客运站等着,通过“摩的”将旅客从客运站送到各处村镇,而梅姨通常往来于黄砂村——这与张维平所供述的情况差不多,在供述中,张维平也提及他曾去过梅姨男朋友的家中,就在黄砂村中。
从水墩镇步行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黄砂村,村民彭向前就住在黄砂村的前村。据彭向前回忆,在十几年前——大概是2003年前后——丧偶多年的他通过远房亲戚牵线,认识了一名自称“潘冬梅”——也有说叫“番冬梅”的女性。
在第二次见面时,彭向前就将家门钥匙交给了潘冬梅,以显示自己的好感和诚意。
此后,潘冬梅就经常往来于彭向前家,并以同居女友的身份与彭向前相处。上了年纪的村民对潘冬梅也有印象,他们说潘冬梅总是穿着鲜艳的衣服,讲着和村里人不太一样的客家话。
村民们说,潘冬梅自称是一个“红娘”,在乡间做媒人,帮条件不好的单身男性“讨媳妇”,但在村子里她却没有做过任何“牵线搭桥”的事。
在彭向前的印象中,潘冬梅是一个“脸黑、舍不得花钱、做饭粗糙”的女人,他还曾告诉警方,他没有看过对方的身份证,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真名,但根据潘冬梅所言,她是广州人,丈夫出车祸死了,但也仅限于此了。
不仅是彭向前,几乎所有人都对潘冬梅知之甚少,他们只知道潘冬梅每年都会出去十几次,回村里也只不过住上几天,没有人知道她去向哪里、从哪里回来。
村中有几名妇女表示,她们通常称呼潘冬梅为“潘嫂”,潘嫂偶尔会在村中住上半个月,还会穿着鲜艳的新衣服下地种菜,令他们感到很新奇。
在同居期间,彭向前也曾跟潘冬梅提出登记结婚的想法,但潘冬梅以“家中有女儿、外面有生意”为由拒绝了,这令彭向前感到十分奇怪,他还曾问过介绍人,为什么“相亲对象”没有结婚的打算,但亲戚表示他也不太清楚,只是“街上认识的人”。
在同居两三年之后,潘冬梅有一次外出后再没有回到黄砂村,这段奇怪的同居关系也就此戛然而止,从此似乎再也没有人知道潘冬梅的下落。
后来,彭向前也逐渐忘记了这个奇怪的女人,他找了新的老伴儿,依旧靠外出打工谋生。在被问及梅姨画像的问题时,彭向前也只是回答称,他已经不太记得潘冬梅的样子了,只是似乎“脸和脖子都更长一些”。
寻找潘冬梅的行动一直在进行,但能够找到的线索似乎却越来越少。在水墩镇上,只有彭镇槐表示见过梅姨,但他也不知道梅姨的下落;
当初给彭向前介绍的亲戚已经去世,亲戚到底是如何认识的潘冬梅也已经不得而知;当时给张维平介绍梅姨的两位老人一位已经去世,另外一位则患上了“老年痴呆”,根本无法还原当年的事情。
除了十几年前乡村里的只言片语,梅姨在离开黄砂村之后的一切似乎都是一个谜团。现在能够印证梅姨存在的,似乎也只有张维平供述中的拐卖人口细节。
通过张维平的供述和警方的调查,大家发现梅姨生意的“主场”并不在黄砂村或是附近的村庄,黄砂村更像是梅姨一个安全的落脚点,是她用以乔装打扮、掩盖自己身份的地方。
根据张维平的供述,他在2003年10月时第一次和梅姨“合作”,将一名男孩拐卖到紫金的一户农家当中。
以张维平的视角来看,这是一次“不太专业”的交易,因为交易地点在那户农家的附近——紫金县到水墩镇公路的某处。
这一次交易的时间和潘冬梅出现在黄砂村的时间比较相近,因此,有一些人认为,梅姨通过某种方式结识了彭向前的亲戚,并且透露自己了自己想“相亲”的消息,是为了让自己在水墩镇有着合理的、频繁出现的理由。
在之后的几年里,梅姨和张维平合作拐卖了更多男童,梅姨的“交易”手法也日渐“专业”起来。张维平交代称,此后梅姨多选择在县城的饭店、商铺内进行交易,只有2015年的一次交易,“不知道为什么”在紫金到水墩镇的路上进行。
在张维平的供述中,他和梅姨曾在2005年1月时,在紫金县龙腾宾馆附近的一个饭店中,将一名男童卖给了一对30多岁的夫妇,那对夫妇看起来与饭店老板很熟,但饭店已经转手很多次,现在更是不复存在,当年的饭店老板的下落更是无人知晓。
不过,有人表示这可能意味着,梅姨这个“中间人”还需要通过其他“中介”与买家取得联系,因为梅姨并非是紫金本地人,即使以“红娘”身份为掩盖,也不意味着她能够轻易获得一个家庭内部隐秘需求——“买儿子”的信息。
但随着梅姨拐卖的儿童数量逐渐增加,梅姨在当地的社会关系也在逐渐拓展,对外,她越来越像是一个专业的“红娘”,掌握着许多家庭的基本情况,但实际上她从事的是拐卖儿童的非法交易。
有当地人认为,梅姨会选择“红娘”的身份作为掩盖,很明显是因为媒人和人贩子的关系网络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娶妻和“买孩子”都是一个家庭内部的隐秘需求,而且不仅是生不了男孩的家庭会想要去“买孩子”,一些没钱娶媳妇的家庭,也会想干脆买个孩子来“防老”。
或者说,在当地,红娘和人贩子的“客户群体”都有一定的重合之处,而当地对于“男孩”的需求,让梅姨常年游走于珠三角和粤东地区,通过贩卖男童为自己赚取不义之财。
有紫金本地人表示,这里养儿防老的观念一向浓厚,以前通常都是通过熟人之间“抱养”“过继”的方式让没有男孩的家庭获得“传宗接代”的机会,但在计划生育之后,从外面“抱养”孩子的情况就多了起来。
尽管说是“抱养”,买家们通常也会强调想要抱养的是“被遗弃”的孩子,但实际上买卖双方都心知肚明,哪里会有这么多“被遗弃”的健康男孩呢?
或者说,买家也无法辨别孩子到底是被遗弃的还是被拐卖的,他们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选择自欺欺人罢了。
而这些不符合收养条件的家庭,在买到孩子之后,会想方设法为孩子上户口——在相关制度还不完善的当年,许多人都成功了,从此一个被买来的男孩,就成为了这个家庭的“合法后代”。
在得知张维平和梅姨将8名孩子拐卖到紫金后,许多受害者家庭纷纷前往紫金寻找自己的孩子。十多年后,大多数家庭的孩子都已经到了上高中的年纪,父母们拿着寻子传单到当地的高中散发,但学生们拿着传单也是有心无力——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够通过一两岁的照片认出十六七岁的同学。
最终,警方通过最新的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找到了其中两名被拐儿童,2个家庭找回了自己的孩子,更多的家庭失望却不愿离开紫金,仍寄希望于在此处找到自己的孩子。
至今,警方仍在寻找梅姨的下落,时不时也有人表示自己在当地看到了类似梅姨的人,但每一次都是“假消息”,现在的梅姨似乎更像是一个“打拐”的符号性人物,代表着人们对于人贩子的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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